2019年中超外援政策_2019年中超外援政策解读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2019年中超外援政策”方面的经验。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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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岁称霸亚冠，28岁走下坡路，艾克森传奇却又悲情的职业生涯

3.11·25“苏州会议”，足协或官宣腰斩式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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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来，中超限制引援、U23两条新政再次引爆媒体关注，一时舆论哗然，质疑云集。

       更多老球迷指出，对于中超已是见怪不怪、见乱不乱。中超商业化十余年，始于学习英超，而同英超等成熟商业化赛事的差距却从未缩短，到现如今乱象频生，倒是让老球迷觉得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15年10月《世界足球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英超场均36487名现场观众全球第二，中超场均观众22580人，全球排名第六。如果参考下两国人口对比，这种差距就不仅仅是同位级数学差那么简单了。

       市场水平是商业化最好的试金石，场均上座率已明示中超与英超间商业化程度的差距，下图15-16赛季场均进攻、防御数据更是说明了中超与英超比赛的观赏性、技术含量层面的巨大差距。

       过去一年内中，中足协出台诸多新举措，从U23政策到新U23政策，以及同时出台的限制引援政策,其中以24日夜出台的U23新政最为引人侧目。

       新政看似扶植青训，直指世界杯，却意味着年过23周岁的球员将面临从球队宠儿到替补席都进不去的荒谬情况。

       扶植青训，却是以牺牲大龄本土球员为代价；扶植青训，却是以牺牲成熟球队完整技战术体系为代价；扶植青训，也是以牺牲外援竞争力为代价；最重要的，扶植青训，出台新政，牺牲了职业联赛的观赏性和中超整体商业化进程，为这样一个渐渐走上正轨、由市场所主导的顶级联赛泼上了一盆冷水。

       恒大首捧亚冠奖杯可谓是近年来中超的一个转择点，这之后资本增大中超投入，中超这个巨大的商业IP再次唤醒媒体及民众关注。本该顺利完成商业化构建，学习西方顶级商业赛事完善自身体系的中超却在新政发布后的舆论中一夜打回原形，重现往日乱象。

       商业层面上来看，新政使得职业联赛的观赏性大幅降低，无疑大大降低了中超这个巨大IP的价值。当投入产出比不断降低，资本还会对足球产业保持足够的热情吗？如资本撤离，随之足球产业的整体氛围也会逐步下降，可谓是恶性循环。

       中国足协的存在、新政的出台本该促进足球产业在国内的健康成长，而如今种种乱象丛生不禁让人们再次发出疑问：中国足球的明天在哪？未来在哪？

       一、中超之乱始于其初

       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之路始于1994年。

       1994至2003年，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名为甲级A组联赛，简称甲A。

       2004年，效仿英超进行联赛改制，既有了“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既中超，这也是中国足球效仿、学习西方优秀联赛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中超成立本意为提升联赛水平、规范赛事、打造品牌，却因成立之初体系不完善、制度不规范走了不少弯路，闹了不少笑话。

       03年甲A最后一轮，因足协公式漏洞，重庆队只有输球才能进入中超。一时“输球进中超”成了街头巷尾笑闻，而漏洞本身源于中国足协取消升降级制度所致。

       而取消升降级制度源于2001年：中国国家队抽到世界杯预选赛绝世好签后，足协为国脚全方位投入世界杯预选塞所做的准备。本是杀鸡取卵，却不想这一取消，就是五年。这算是中国足球上一次屁股决定脑袋不遵从市场规律吃下的恶果。

       而这一次，是U23新政。

       升降级的取消又造成进入中超时代后，联赛中假赌黑的盛行。06年重新确立升降级制度后，中超才渐渐回归轨道。

       2009年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开始，中国足球的诸多阴暗面浮上水面，与之对应的标志性事件是央视中止了中超联赛的转播。

       为此2011年初，足协请求央视恢复对中超的转播，未果。

       从甲A到中超，二十年间种种乱象让中国足球的整体形象在民众心中跌落底端，逢韩必输更是成了中国球迷心中难以言却的痛。

       二、中超之乱根于民心

       中国足球已渐渐成为中国民众至下而上的一块心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解决了诸多世界难题，而如今唯一无法解决的大问题——中国足球——却依旧难堪的摆在每个人面前。

       这份难题至下而上，似乎也摆在了如今当政者的面前。

       5月23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会议后，中国足协于24日夜既抛出两份通知，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政，新政本身可以解读为会议上对于足球领域汇报不满而做出的动作。新政本身更是直指青训，直指2020世界杯，满足上级意味十足。

       15、16年冬季转会窗口，中超球队投入超3亿欧元。瓜林1300万加盟申花，拉米雷斯2800万转会苏宁，马丁内斯4200万转会恒大，一个个天价数字已令人麻木，却令外媒为之侧目，中超联赛一时成为全球最烧钱的联赛。

       似乎中国模式在足球产业再次体现，同时也有质疑声不断发出：强力外援的加盟真的成为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吗？

       中国足球对国民来说，早已不止是一个体育项目那么简单，它似乎承载了整个国家、民族的体面问题，代表了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在全球的形象，百年前我们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百年后却多了一顶叫做中国足球的帽子。多年恐韩逢韩必输既成了这种全民面子的集中体现，我们真的赢不了韩国吗？是我们的体面无法输给韩国，所以足球不能输，国内的赛事如何不重要，国际上的重要赛事不能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中国足球的落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建立的民族自尊心不容被足球这样一个“体育项目”摧毁。为了这种体面，似乎花再多的钱也是合理的。毕竟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花钱真的能解决中国足球这个大问题吗？中国模式之快真的能复制到中国足球上吗？

       中国足球，不仅仅是球迷们的关注热点，关键比赛上输球更是成为了全体民众的耻辱，耻辱本身又会上升到国家角度，引得高层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超之乱始于大众、根于民心。

       举国体制不灵，就让赛事回归市场、回归商业，学习西方优秀的赛事管理经验，也学习西方成熟的商业化运作，其实有太多经验可供中超借鉴；市场规律“阻碍”了国际化赛事的成就时，再牺牲联赛持续市场化发展意愿，目标结果本身，满足人心。

       谁都知杀鸡取卵不可取，可历史总是这样有趣的循环。一月初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中国足球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离——这本是业内人士认为“管办分离”的标志。

       而如今的新政似是再次点出：我们不过是走在一条历史的旧路上。

       三、中超之乱祸及商业

       2016年中超总收入15亿人民币，而其中10亿来自于媒体版权的收入，收入的大头自然也是各家媒体纷争之地。

       本年度中超开赛前，一月底东方IC签约中超未来三年独家官方合作机构，随后三月份PPTV夺得中超未来一年新媒体独家转播权，今日头条获中超未来四年短视频版权资源。

       现如今中超版权5年卖到80亿，媒体巨头央视踟蹰中失却中超的转播权，央视1500万到2500万的预算满足不了版权方上亿的需求。

       从2012年央视以730万的买断中超转播权到去年中超的版权提升到8000万再到如今的5年80亿（体奥动力），似乎说明了中超正朝着良好的商业化方向前进，而如今开赛近三个月，是否一切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过去了呢？中超水平又是否配得上80亿的身价呢？

       似乎中超的受众们对这件事都没那么肯定。

       两个月前的一场法律纠纷更是让中超商业化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浮现。

       3月27日，东方IC起诉体娱(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既Osports全体育），指其以“中超联赛官方社”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派出摄影师假冒媒体记者混入赛场媒体摄影记者区大肆**，损害东方IC作为真正的中超赛事官方机构的商业利益。随后全体育发表声明东方IC并不具有独家垄断赛事拍摄权利。东方IC只得再次强调《2017-2019中超联赛官方合作机构确认书》中第二条款项：“合作期间，中超公司不再与国内外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上海映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唯一有权在赛场位置进行拍摄的机构，其他机构无权进入场地拍摄。”

       中超的版权向来是视觉中国、Osports和东方IC三家纷争。年初东方IC看似获得了中超三年独家合作机构，获得未来三年中超每场赛事中最好的拍摄位置。而实际情况是中超赛事需要更多传播与推广渠道，版权所有方自是对所谓官方社独家权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足球协议超级联赛媒体手册的摄影记者规章中，明确提及了摄影记者塞钱、赛后禁止进入比赛场地，禁止上看台，但这些规定往往因疏于管理而流于形式。看台拍摄，保安、媒体服务管理乱象丛生。

       一场中超比赛的图文播报中，往往混杂了多家机构供图，而作为所谓官方社独家权益的东方IC，目标付费高质量，反而在纷争中落了下层，而这些不过是中超商业化进程中问题冰山的一角。

       目前视频版权因信号制作难度大，一般侵权纠纷多为截取信号进行盗播，形式上清晰明了；而拍摄难度、成本要低很多。付费竞标拍摄更是中超首创，无疑中超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商业化的一步，却未对持权商权益做出更多保障，乱象频出。

       U23新政出台多少暗示着足协对于联赛持续市场化发展意愿的放弃，中超商业化之路，依旧举步艰难。

       四、历史的重演

       英超没有对于U23球员每场必上的规定，却有一条U21球员无需注册即可参加联赛的规定。

       英超联赛同样规定了每个俱乐部必须在主场馆举行至少三场预备队联赛用于增强球员、球迷们的比赛日体验，而规则方面则规定，每一场比赛只允许上三名超龄外场球员，门将不设年龄限制，让板凳们不会无事可做。

       规则上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显然是对于西方的这些经验学了个壳子没学到核心。

       合理的机制才是保障中超健康成长的先决条件，双赢的商业合作才是为中超保驾护航的长治之路，这一点国民意识形态无法取代，拍脑门决定的新政无法取代。

       商业是共赢的过程，体系的完善需要耐心成长的过程，仅为一时之利不尊重市场规律、杀鸡取卵的策略必不长远。

       这一点取消升降级制度证明过，U23新政或将再次证明。

       如今的U23新政不过是为乱象之下的中超提供新的注脚，观赏性和竞技性的降低消耗了球迷付费观看的成本，商业虚高但如果无法合理有效保护持权商的权益的话，最终商业化虚高溢价也会让市场冷静，对于官方合作伙伴的敷衍了事更是让更多合作方对中超失望。

       如今的中超也似杀出垓下的楚霸王，无论如何挽救颓势，却只是一步步逼近乌江。

24岁称霸亚冠，28岁走下坡路，艾克森传奇却又悲情的职业生涯

       2018年中旬格德斯从帕尔梅拉斯转会至山东鲁能，加盟的转会费高达950万欧元，而经过2年的时间格德斯一度身价涨到1100万欧元，但是目前格德斯的身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水仅有850万欧元。为何志在入选巴西国家队并且还有2年合同的格德斯为何在此时对外界释放愿意被归化的消息呢？

       众所周知中国足协近几年对中超引进外援方面做了一定的限制，2019年颁布了限薪令，让外界一致认为中国超级外援将不复存在，而经过2020赛季这个特殊的赛制也可以看出，外援也不断开启逃离中超的浪潮。

       格德斯作为近几年中超里面引援属于年轻一代的翘楚，在中超纷纷引进欧洲大牌外援虽然名气大，但是其年龄问题却直逼30岁，然而鲁能却在那个时间引进了仅有22岁的巴西外援格德斯，可谓眼光独到。

       但是随着鲁能的改革，文旅集团入主。鲁能或将在下一赛季出现重大的人事变动，而对于外援来讲，如何在足协限制薪水并且老东家或无法支付高额年薪的情况下涨工资呢？那么对于外援来讲，归化是最好的道路，在归化理念提出之际，鲁能也曾第一时间询问格德斯是否愿意被归化，但却给出他一直梦想入选巴西国家队的理由让鲁能只要选择德尔加多的归化工作。此时我们就可以引出第二个问题，为何格德斯不选择更近的巴甲联赛而远赴中超呢？

       在媒体采访中，当记者问及格德斯是否知道外界对于他的评价时，格德斯敏锐的洞察到可能是问及他在比赛中抱怨的情绪和摊手的动作对球队带来的影响。而格德斯给出的答案真的无法让人反驳，格德斯讲到?我不知道外界对我的评论是什么样的。我对这方面完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位有个性的球员，如果他还专注于足球的话，会给球队带来好的变化。事实上，大家都认为你在这个赛季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在场上少了很多负面情绪的表达，另一方面在比赛中更加积极地去参与防守。?

       众所周知，格德斯加盟山东鲁能之后经常出现摊手的动作以及对队友抱怨的负面情绪，也让很多球迷对这名外援又爱又恨。同时在今年格德斯又与鲁能产生欠薪风波，一时间他与俱乐部及主教练李霄鹏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同一时间巴西媒体也曝出格德斯曾在巴甲球队时也与帕尔梅拉斯出现过将帅不和的问题，这或许说明这名满腹才华的人应该承担的孤高性格。

       但为何格德斯不返回巴甲球队，实现自己巴西国脚梦？主要原因在于巴甲球队无法给格德斯开出顶薪。众所周知，巴西媒体对于在华的巴西外援时不时放出一些回归巴甲的消息，来扰乱球员与中超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然而真到谈及薪水问题时，巴甲球队一个个的退而远之。也仅有鲁能外援吉尔因为家庭问题才返回巴西，但凡在中超踢球的巴西外援，均未出现因为薪水问题逃离中超！这就是为何格德斯此时提出欲被归化的原因之二。

       格德斯是否具备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实力？说真的就目前格德斯的实力及性格，登陆欧洲五大联赛还有一段的距离，虽然说他更专注于场上的比赛，但是其摊手的习惯在欧洲五大联赛是没人可以去包容和理解的，然而在中超就登场时间绝对不成问题。

11·25“苏州会议”，足协或官宣腰斩式降薪

       他是中国首位无血统归化足球运动员，他是首位入选过巴西国家队的中国籍足球运动员，他为广州恒大带来2个亚冠冠军，他却在28岁的黄金年华开始走下坡路，他就是艾克森，原名埃尔克森·德·奥利维拉·卡多索。

        2012年12月，财大气粗的广州恒大俱乐部将艾克森招致麾下，24岁的艾克森在中超开启了自己的“封神之旅”。

        ——2013赛季，艾克森状态火得发烫，在前5场联赛就打入10球，打破中超纪录，“埃神”的外号开始流传。

        ——2013赛季，艾克森在联赛打进24球，助攻11次，荣膺中超金靴奖。

        ——2013赛季亚冠决赛，广州恒大两回合总比分3比3战平韩国首尔FC，恒大依靠客场进球多的优势获得冠军，艾克森打进2球，威震亚洲。

        ——2014赛季，艾克森所向披靡，在28场联赛里打进28球，再次获得中超金靴奖，并打破由李金羽保持8年的单赛季26球的中超进球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19年才被扎哈维打破。

        ——2015赛季亚冠决赛次回合，艾克森在比赛中接郑龙传球后，灵巧转身抹过防守球员打入致胜一球，以一己之力带领广州恒大1比0战胜阿联酋阿尔阿赫利，最终以两回合总比分1比0击败对手获得亚冠冠军，这个进球集技巧、力量、自信于一体，充分展现了他的射手本能，这也是艾克森的封神之战。

        ——广州恒大2次杀进亚冠决赛，2次获得冠军，共打进4球，艾克森就包揽了3球，可以说，他为恒大赢得了2座亚冠冠军奖杯。

        2016年1月，中超新贵上海上港俱乐部将艾克森挖到上海，该赛季，他在26场联赛里打进11球，还贡献了12助攻，在上海的首个赛季他依然风光无限。2017赛季，中超实行三外援政策，由于奥斯卡的加盟，胡尔克的地位不可撼动，为了攻守平衡，主帅不得不更多使用艾哈迈多夫，艾克森成了政策和战术的牺牲品，整个赛季，他只获得了17次出场机会，因为其经常无缘大名单，在队友征战沙场时，他却只能去 旅游 观光，还获得了“ 旅游 大使”的外号，断断续续的出场时间也影响了他的状态，在28岁的黄金年华就开始走下坡路。2018赛季，他在联赛仅获得可怜的16次出场机会，仅打进7球，完全没了中超神射手的风采。2019年夏天，艾克森回到了广州恒大，但却依然没能找回最好的自己，本赛季，他在9场联赛里仅打进3球。

        ——他虽然在中锋中不算高，但身体强壮，弹跳出色，这保证了他的头球得分能力；虽然盘带不算好，但速度较快，球感较好，这保证了他的持球推进能力；虽然冲击力不足，但射术精湛，射门力量十足，还有不错的任意球功底，这保证了他对球门的威胁力。

        ——走过巅峰，走过低谷，有过辉煌，有过落寞，不变的是他一如既往地低调。

        ——他用一个个进球、一个个冠军、一个个纪录在中国足坛的 历史 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神奇篇章。

        会议通知明确，会议为“中超俱乐部工作会议”，参会人员除了中国足协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之外，还有就是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或投资人授权代表），各俱乐部限1人参会，且参会人员按时报到，不得请假。实际开会时间为25日9:30至12:00。

        虽然会议通知只写到会议是为了“商讨关于职业联赛发展的重大事项”，但经过本报向多家俱乐部了解情况， 各俱乐部普遍默认，这个会议要研讨的就是中超的进一步降薪问题，考虑到会议时间不长，甚至不排除直接宣布政策的可能。

        虽然也有极少数俱乐部在疑惑，该会议是不是要宣布职业联盟事宜，但事实上主席人选难产依旧是让职业联盟悬而未决的主因，陈戌源几次接受媒体采访都强调了职业联盟主席人选是个难题，事实上围绕职业联盟成立的周边工作足协早就已经做好了，如果这个人选能早点定下来，职业联盟年初就会成立，而不是等到今天。

        本报之前也报道了职业联盟主席需要的几个条件，但准确地说，这不是职业联盟主席的条件，而是民政部关于社团法人的必要条件。比如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一项，就把不少呼声很高的投资人挡在了门外，其中也包括之前一直在参与职业联盟筹建的富力老板张力。 目前,最接近职业联盟主席一职的应该是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 ，但在此事完全达成一致之前，在俱乐部工作会议上讨论没有意义。

        因此，大多数俱乐部普遍认为，此次苏州会议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压缩投资帽、进一步降薪召开的会议。出人意料的是，此次尽管存在中国足协没有和俱乐部就此商议、并极有可能在会上直接公布新政的情况。

        对于足协推动大幅降薪的计划，各俱乐部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抵触情绪，新冠疫情之下俱乐部的投资困境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更让各俱乐部无话可说的是，这次近乎腰斩的降薪令，来自于上层，而并非中国足协。 众所众知 ，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压缩足球投资也是必然选择。

        此前本报也报道了，最新降薪方案很可能是国内球员的年薪限额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年薪限额税前300万欧元。这个腰斩的降薪幅度，显然不是中国足协可能做出的，但如何最大限度贯彻落实这个方案，考验的是中国足协的智慧——这是自上而下的要求， 中国足协只是执行者，他们工作的难度在于，必须要在高层指示、法律、合同之间寻找平衡 。

        关于降薪和投资帽下调，目前应该不只是一种方案。投资帽层面，2018年12月宣布的规定是：2019年中超俱乐部支出最高限额为12亿，2020年为11亿，2021年为9亿，但这个数字不包括青训支出，而 最新的消息显示，中超俱乐部的这个支出限额很可能直接缩减为6个亿，且其中包括青训支出。

        与原规定的2021年9个亿相比，这一方案意味着投资限额减少了不止3个亿，而且，俱乐部之间的传闻是，这个政策至少要维持五年。与之相对应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注资限额，原来是：6.5亿（2019年）、5.5亿（2020年）、3亿 （2021年），但这个数字肯定也会相应减少。

        最重要的是，此前规定的中超俱乐部薪酬比例：2019年65%、2020年60% 、2021年55%，也必然会相应压缩，毕竟降低支出，最主要的就是降低工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关于中超外援工资，此前广泛流传的数字是外援顶薪税前300万欧元， 本报了解到，还有一个版本是：各俱乐部外援工资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 与限制个体相比，这个总额限制的方式更人性化，更加灵活，各俱乐部完全可以选择不同档次的外援，核心球星工资高点也无所谓，中超的外援水准也不至于一次性下降太多。

        到底选择哪个版本，怎么结合，要看25日会议的具体情况。至于坊间流传的所有球员重新签订合同的消息，实施可能性应该不大，毕竟法律是条红线。

       好了，关于“2019年中超外援政策”的讨论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2019年中超外援政策”，并从我的解答中获得一些启示。